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黄维德的《开封府传奇》口碑收视率怎么样?好看吗讲什么故事?

作者:admin 2018-08-04 我要评论

近来,由黄维德、张檬等主演的《开封府传奇》已经接近尾声,网络上对于该片的评价也逐渐明朗,很多人认为黄维德的包拯并不符合自己心目中的包拯,剧情也较为尴尬...


近来,由黄维德、张檬等主演的《开封府传奇》已经接近尾声,网络上对于该片的评价也逐渐明朗,很多人认为黄维德的包拯并不符合自己心目中的包拯,剧情也较为尴尬,只能算是一部差强人意的片子。但是,就是这样一部差强人意的影片,确具有非常高的收视率。因此,笔者不禁反问,在观众期望值与观众实感具有明显差距,也就是观众满意度并不高的情况下,究竟是什么原因不断促使观众继续追剧?


而排除明星效应、广告推销等因素外,笔者思来想去,认为从中国人固有的一种“包拯情结”入手,应该能够对此现象解释一二。具体来看,中国人对“包拯”的包装自古有之,从宋代的话本、元代的戏剧再到明清的小说,包拯的形象愈发的丰满,同时也变得更加神秘。

 


众所周知,儒学是中国文化的根基,“入世”是其心理情结,而宋代以来,程朱理学大兴,儒学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,封建君权亦是步入绝顶之境。而以“包拯”为原型被塑造出来的各种理想形象,饱含传统国人对“无诉社会”的追求,是对中国“官本位”社会的真实写照,同时亦是对封建时代君权盛极而民意闭塞的无奈。
费孝通先生曾在《乡土中国》中讲到,中国传统社会亦是一个“无诉社会”,传统之下的中国人从来都缺乏诉讼维权的意识,更愿意相信长老们的协商调节,这是传统亦是规矩。也许有人会问,既然是“无诉社会”,为何亦这又成为一种追求?笔者的回答是,这里既饱含着中国朴素的法制观念,同时“无诉”并非意味着没有诉讼,而诉讼不张,诉讼不得正法,是包拯以“执法者”形象出现的重要原因(据史籍记载,包拯其实很少有断案的实例,他的功绩也绝非在断案上)。因此,这就不得不提到传统中国“官本位”的社会现实,所谓“父母官”,是一种社会需求,但是官员是否真正做到“为民父母”却是一个充分而不必要命题,包拯的存在就是为了“名实相符”。常言“民水君舟”的思想,虽然在中国历史中起过很好的影响,但这不能改变等级分明的事实,以包拯为代表的“贤人之治”,确成为民意上升与伸张的主要途径(毕竟科举对应的也只是少数知识精英),这不得不说是时代的悲哀。当“包拯”不断的朝着“包青天”、“阎王转世”衍化的时候,中国人面对君权的无力,也只能向飘渺、神秘的天意寻求慰藉,而世人所谓的“青天大老爷”也只能是一种美好的向往,毕竟“包青天”也只是君权的柱石之一。
通俗而言,古代对官员评判也不外乎三个标准,其一有为天子巡狩之心,其二有修养百姓之能,其三有正诉讼之法。三者俱全者,为上品;三者缺一者,为中品;三者存一者,为下品;三者俱无者,罢官。“包拯”实为“上上品”。由此亦可见,世人对“包拯”的塑造并没有脱离最为本质的“官本位”制约。
而所谓的“包拯情结”就是容纳这种“君与民”、“天与人”、“情与法”等多重关系的矛盾心理形态,已经在中国存在千年之久,甚至更远,是“官本位”的真实写照。


至媒体发达的今日,依稀可见一些历史基因的遗传,当然“包拯情结”同样具有了时代的新意。当今社会,不断翻拍的“包拯”,它所展现的是一种法治有序的主旋律。尽管古老的“包拯”,是父母官、包青天、包府尹,是民、君、神沟通的主要渠道,而当今的官员,却是人民的公仆,秉持为人民服务,依法办事,已经成为上下多元沟通的重要渠道之一。

因此,古今对比,《开封府传奇》的热播,绝不仅仅是“包拯”所展现的艺术形式的新发展,同时也体现了国家、人民对于公正法治的现实需求,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,具有时代的新意,是新的“包拯情结”的展现。
笔者愚见,不当之处望予以指正!

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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